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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武汉老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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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5 17: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前言 昨日参加长江网年会,高兴得知这一年来,长江网各版面取得的好成绩,众多网友被评委优秀,本人备受鼓舞。2017年,我要更加关注长江网,多发帖,发好帖。 今天就把最近写的《说说武汉老行当》发出来,敬请各位多多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说说武汉老行当(系列) 一、 打铁 国际歌有一句词印象特深,“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当前有一句俗语也提神,即“打铁还需自身硬”。 这就涉及一个老行当——打铁。
常言道:
人生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
意思是说:撑船
:
船行风浪间,随时都有翻船丧命的危险。打铁:日夜在炼炉旁忍受炎热,活着就如入地狱。卖豆腐:三更睡五更起,做驴子的工作,得仅能糊口的小钱。
打铁是一种原始的锻造工艺,盛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前的农村。这种工艺,虽然原始,但很实用;虽然看似简单,但并不易学。
铁匠手艺大都是家传的,据说祖师爷是太上老君,因为他有炼丹炉,任何金属扔到炉内都可熔化,农历二月十五为祖师爷生日,铁匠铺众师徒是一定要拜祭的。图的是炉红火旺,生意兴隆。铁匠分行炉与定炉,定炉即店铺、行炉即流动摊子两种,店铺通常设在城乡结合部,前店后坊,专卖铁制日用品和农具,现场锻打应用器具。流动摊子一般为二三匠人结伴,肩挑工具箱、小铁墩、火炉、风箱,走乡串户,专为用户锻打和修理,蛮受欢迎的。
我的表叔曹文瑞家开设的武汉商业老字号“曹正兴”,早年就是在汉口集稼嘴一带架炉子摆摊子兴起的。黄陂人曹月海早年来到汉口谋生,以打制菜刀等刀具而起家。后来在民生路张美之巷租房开铁匠铺,打制铁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曹氏菜刀成为武汉的一个品牌。 铁匠铺临街,早晨卸掉门板,生炉子,拉风箱自然是徒弟的事。大火炉在屋子右侧,铁匠墩就支在屋子中间,风箱一拉,炉膛内火苗往外直窜,铁料在炉中烧红刚拿出来,铁锤打在上面,通红的铁屑四下飞溅。铁匠都系着厚厚的围裙,鞋面上盖着破布纳成的护罩。师傅掌主锤,徒弟抡大锤,师傅左手握铁钳,右手握小锤,在徒弟的锻打中不断翻动铁料。如果说木匠下料长了可以锯,短了就没法接,那么铁匠有大火炉,铁料可以接,要长则长,要短则短,要方则方,要圆则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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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14 13:27 | 显示全部楼层
读贴学历史,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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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3-14 21:36 | 显示全部楼层


                                                         四十八、         鱼行

     湖北是千湖之省,武汉地处江汉交汇,自古水产品丰富。鱼业开始于渔人,不管是网捞钩钓,都以卖钱谋取生计。后来,劳作的与贩运的分开,鱼客与鱼贩分工,鱼行就开始出现。
     每当渔产丰盛时,打渔的人自己卖不了,就成批卖给鱼贩或鱼客。鱼贩子本小利薄,要么直接向渔人进货,要么向鱼行赊进,再沿街叫卖,人称“鱼花子”;鱼客即使租到摊位,也仅能糊口。稍微有点本钱就自己卖一条轻便木船贩鱼,人称“鱼划子”。
     鱼行在武汉起源较早,相传清乾隆嘉定年间,武昌鲇鱼套附近就有王、陈两家鱼行。以后,汉口又有吴万顺、毛春和、熊长发等三家鱼行继之而起。到清末,三镇鱼行已形成业体。大通巷的“晴明公所”就是这一行的会所。1909年,武汉领贴注册的鱼行共有54家。据统计,1933年三镇鱼行已达101家之多。1936年开始衰落,临武汉解放,鱼行共100余家。
鱼行业务主要是与私养鱼湖主联系,湖主向官厅纳税,鱼货交鱼行出售。每年在江夏附近的湖里,捕获的鱼量都蛮大,也需要鱼行组织销售。
起初,由于同一湖区的鲜鱼和鸭蛋都是同船运来,鱼、蛋也是同行经营,称为鱼蛋行。后来鱼、蛋货源与日俱增,到清同治年间,蛋行另组成“鸭蛋老行”。
      汉口的鱼行分为两段,行址设在沿内河岸的,称内河行,汉川、沔阳等地客贩居多。行址设在外江的为外江行,洪湖新堤、嘉鱼、簰洲及滨江各埠客贩要多一些。武昌的鱼行分陆地行和水路行。陆地行分布在明伦街一带,都是些肩挑的生意。水路行以蛇山为界分为两片,山南片分布在鲇鱼套一带,客贩多来自沔阳、洪湖、嘉鱼以及市郊的汤逊湖、黄家湖、青菱湖;山北片分布在大堤口一带,客贩多来自阳逻、葛店及市郊的严家湖、沙湖、余家湖。汉阳的鱼行集中南岸嘴一带。
     为了招揽鱼客进行交易,鱼行都雇有“带头先生”,这带头先生是联系鱼客、组织货源的头面人物,是鱼行兴衰的关键。掌握货源多的带头先生被鱼行奉为座上宾,不仅每月有固定的薪金而且还享受按进货成交额百分之二抽头的优厚待遇。这是鱼行老板稳住带头先生的办法。一般鱼行都有一至二名带头先生,大行有三至四名。鱼货淡季,鱼行派带头先生到湖区了解渔业情况,并借钱给渔民添置渔具、修补渔船、渔网,日后以货还钱,以此争取来日货源。
     鱼行经营方式独特,买进卖出全是赊购,事后结算。这是鱼行资金少,鲜鱼容易变质腐坏,需要快进快销。鱼货旺季,鱼行交易量很大,但每逢夏季,天气炎热,货少销路有不畅,小鱼行只得暂时关闭,另谋生计。门路大的鱼行就转营虾业,或者借钱给别人,从中抽息。这个时候,市场上也还是有鲜鱼出售,都是近郊产的,数量不大,由鱼贩直接买来出售,鱼行不交易 在经营中,鱼行使用一些独特的黑话行语。如“叶勤”、“文老”、“一炮”、“茶官”、“咀官”、“烫官”、“西官”、“公官”、“家官”等九个词分别代表19的数字,个、十、百都可用暗码代替。鱼行使用这些黑话行语,可保守机密可得到不少便宜,而那些不懂的鱼贩常常吃闷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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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3-10 21:39 | 显示全部楼层

                                          四十七、棉花行

    汉口向来为华中地区棉花集散中心,国内棉商交易枢纽。清末,洋务派倡议振兴实业,建楚安纱厂,民族纺织业在汉兴起,棉花需要大增。华中地区农村植棉面积相应扩大,棉产量逐年增加,湖北省原棉产量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仅次于江苏,居全国第二位。
    棉花来源于棉花商贩从天门、沔阳、汉川、黄州、麻城、襄阳、樊城、老河口、宜昌、宜都、监利、随县、枣阳等地贩运来汉,有大、中、小包和篾箍夹子,小包约50斤,中包约100斤,大包和篾箍夹子都在200斤以上。
   棉花的销路主要是在武汉的纱厂和商号。纱厂有武昌一纱、裕华和震寰,汉口有申新。商号在本市有永太、荣昌等。若做出口,棉花买去后还需压结实成捆,这就要打包,市内有平和、隆茂、汉口打包厂等,加工整理,剔除原棉中的潮、籽、杂、粗、黄等劣质,打成铁箍夹子运往上海出口贸易。
   起初,各地贩运来的棉花都堆存在汉阳东门河沿各堆栈内,棉花集市就在汉阳(今五医院附近),汉阳棉花街之名由此而来。1920年以后,襄河、府河的棉花大量运汉,超过外江来源。随着发展的需要,在汉口经营棉花的堆栈逐渐增多,由汉口大水巷河沿至清源巷河沿有十几家较大的堆栈,而棉花集市就改在汉口了。如永宁巷河沿的赓丰仓库(今武汉工贸中心)等就是当年棉花堆栈。做交易不能站在路边做,相辅助的茶馆起很大作用。一个是永宁巷河沿的“凤山茶楼”,楼上摆了20多张方桌,每天有棉花买卖客商和棉花行经手人云集于此,议商交易。另一个是邱家巷汉水街永丰堆栈对面的“四海茶社”,虽是平房两大间,店堂较小,每天也接待不少棉花客商和棉花行经手人员,棉花行的管理人员和工人都是在这里集中待调。
    棉花交易,还需要一套作为媒介沟通买卖双方达成交易的机构,棉花行就出现了。因棉花行的业务都是在“场上”(集市)进行,开棉花行不需要铺面房屋,一般在汉口大夹街、戏子街(今人和街)、万年街、黄陂街口、集稼嘴周围设行挂个招牌,行内有会计、出纳、管账、管钱办公人员和业务人员。
    1920年后,新开的棉花行一般都是合伙经营的,靠人力为主,吸收业务多的经手人参加入股。1945年后华孚、大成、祥盛福、大有恒、同兴太、永生、勤昌、厚盛、鼎太等30余家棉花行都是合资经营的。
   棉花行的业务交易是在集市上做成,其业务经手人每天上午来行碰头互通信息。整个下午在集市上照顾买卖客户,看样、议价、促成交易。晚上到客户住地报告当日集市上各种货物的行情和信息,称为“赶场”,行里一天三餐饭是碰头会。
   棉花行的经营过程首先是由经手人(进手)联系得知卖方客户运来了棉花,就要了解其产地、数量和堆存处,由管行前往取小样(棉花卷成小卷约半斤左右),在行内找适合销路的出手联系送小样给买方客户看,听回复需要后,即请买方客户到棉花堆存处复看大样(货堆),货看妥当了。进行议价。由出进手传递双方价格,价议好后,双方愿意则买卖成交,由棉花行出进手主持过秤下货。次日由棉花行填写四联成交单(买、卖客和行里各持一联,另交同业公会一联留存),也有在成交后,买方提出货物与原样不对要求退货或压价的,这就由棉花行出进手进行周旋和调解,也有一笔货有两家买方要买或两家棉花行抢着要过秤的,,也还有棉花行成交过程中,采用压价、戴帽子(暗地加价)等非法经营手段,而影响成交的。
   由于棉花行主持棉花交易过程复杂,经常发生问题,每年都要整顿几次行规,都是棉花行同业公会出面管理和主持,武汉棉花行同业公会是1912年成立的,会址设在汉口大夹街五桂巷内,主要职责是调解行客之间的业务纠纷和棉花行内的各种纷争,整顿行规,建立制度,维护本帮同业的利益。汉口市棉花出口同业公会是在193012月成立,会址在汉口扬子街。在同年的9月,还成立了汉口市棉花进口同业公会,会址在帝主宫。
    1926年以后,国际市场竞争加剧,市内棉商受外商排挤,纱厂受日纱倾销影响,停机减锭。棉商资金缺乏,加之捐税可繁,纺织厂工人为生活所迫举行罢工,致使打包厂停机。汉口48家棉花行停业过半,出口棉商由100家减至20家。1928年,棉业再度兴起,营业商号增至140余家,棉花行增至40余家,进口商和出口商各半。出口商分为中(华)和外(洋)商。中商有申帮和黄帮,申帮以上海旅汉棉商为主体,其余来自江浙一带。黄帮以黄冈一带各县棉商为主体。
    1931年,因受大水灾的影响,又因华中植棉技术落后,品质差,价值低,销路阻滞,棉价起伏,棉商资金周转不灵,丧失信用,美棉、印棉乘机来汉倾销,输入额由上年2万担增至17·5万担。1932年,棉花输出仅为1926年的20——30%
   1936年,棉花厂商、纱厂转向产区收购棉花。日军侵占武汉期间,华中地区棉花,全都由日商坛华等8所洋行向各产棉区派出庄号,驻地采购,强制购买,垄断经营,棉花运不来,棉花行无生意可做。日本投降后,各行各业再度兴起,棉花行又操起旧业。但棉花业的经营极不正常,棉纱已成为投机商囤积倒卖的筹码,对棉花业影响尤其严重。武汉解放前夕,棉业几乎停顿。
   1951年,棉花改由国家统一收购,棉花行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原经营棉花行的人员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照顾下安排就业,进入湖北省花纱布公司工作,走上了社会主义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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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3-3 09:35 | 显示全部楼层


山货买卖的成交,主要由买卖双方出面,行老板从中撮合,价格议定后当面交货,由买主随身带走。晚间由行里派人到买方兑账,然而再回来登账,给卖主开付清单发票算钱。惟有猪鬃交易颇特殊。先是买卖双方出面,行老板拿着算盘给卖主开价,然后又用算盘给买主还价。但行老板却用算盘玩弄花样,如卖方开价16元,行老板却把算盘一摇一拨,买方一看算盘往往是每斤18或者20元;而买方还价14元时,行老板又将算盘拨至8元或10元,告诉卖方对方只出这个价。于是卖方再降点,买方稍添点儿,如此反复,价格就算议定了。此刻行方报出议价,称之为“响盘”。行方响盘后,买卖双方无异议,价格就算定了。接着再看下一笔货或另一客商的货,陆续成交。
如货物数量太多,则需另择场所协议。一般多在茶馆、酒馆、烟馆进行。沈家庙河街曾有临河、锦福两茶楼,就是专做山货行生意的,当年的山货生意至少有一半是在这里成交的。汉正街升基巷的景阳、大兴两家酒楼,还有一家烟馆,也是山货行与客商经常落脚之处。一般茶资多由行老板支付,酒楼与烟馆消费则由买方负担。因为行方需巴结卖主,不然就无客上门,买方则需巴结老板,不然就不易买到好货。货卖给谁,权力全在行老板手上。
通过在烟馆、酒楼将议价确定后,行老板回行栈将买方出价告诉卖方,如果客人愿卖就算成交。然后就由行里把货物送到猪鬃商那里。买主不随身带走货,就有作弊的机会。客家常将货分成两类,先看好的,后交坏的,这叫“走马换将”,有时还喷些水增加重量,行方与卖方一般是通的。客家作弊后,就会把货交给账房保管,这时老板又会瞒着客家再次作弊。或再喷一次水,或在秤上耍花样,赚点秤。山货行老板都有三大本钱:一张嘴、一把算盘、一杆秤。特别是一杆秤,差不多老行老板均善于耍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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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9 20:06 | 显示全部楼层


沈家庙山货行帮与汉口一带的猪鬃号、杂皮号、丝行等行商关系密切。这些行商有的是畜产公司的“头脑”,有的是当时汉口英、美洋行的买办。山货行中先后以“胡三泰”与“张福隆”两家字号的生意最为兴隆。“胡三泰”当时每天的经营流水常在10万元以上,每天业务招待费用都需花500至600银元。“张福隆”鼎盛时期日经营流水亦达数万元之巨。
到武汉解放前夕,沈家庙仍有山货行18家之多,各山货行业务规模不一,设置也相异。较大的山货行除本人自任老板或经理外,还雇请“先生”、“小倌”、“杂员”五六人或七八人不等,规模小的则只请先生、小倌各一人,也有老板一个人“一末带十杂”的。此外,有的山货行还设有“分账先生”。所谓“分账先生”,即本人有一帮客路,但自身无行与资金,便附于某家山货行名下任分账先生。他本人拥有的客商到汉后,山货商品就在这家山货行销售,扣得的佣金则与这家老板平分秋色,各复员一半。分账先生平日膳食则由该山货行负担。
沈家庙山货行还一度树立起买卖公道的形象,当然这只是一个表象而已。行帮中流行一句话:“卖客不来,生意垮台”,即所谓的“望天收”。因而山货行对联系、招待卖主格外用心,并不惜花费。他们经常给常客去信报告汉口山货行情,信件一发就是几十乃至上百封。每到旺季,有的山货行就会派专人出远门,以联系客商为主,兼收部分山货。客商到汉落栈后,老板则总要请他们吃馆子、看戏,或逛新市场(即民众乐园)。花费多少,常视贩运货物数量而定。每家山货行都设有许多房间、铺位,供给卖客食宿,并按同行议定的统一价格收取伙食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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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1-3 19:57 | 显示全部楼层


                                                                   四十六、山货行

老汉口的沈家庙临近接驾嘴(今集稼嘴)码头,旧时这一带的山货行帮兼有汉水与长江中上游一带的两帮帮客。
沈家庙山货行行帮所经营的几百种山货中,最常见的有百余种,但主要是三大宗,即猪鬃、杂皮、生丝,而且大部分出口,销售数量很大。猪鬃、杂皮两类中分目极细,山货商将猪毛分为二类,长的为鬃,短则曰毛,猪鬃又分黑鬃、白鬃,猪毛也分白毛、黑毛、花毛。鬃与毛价格相当悬殊,中等质量的猪鬃即与猪毛的价格相隔10倍,最长的猪鬃曾卖到3000多银元一担。白猪鬃大都用作牙刷材料,黑猪鬃则主要出口。猪鬃以交易金额而言,约占整个山货流水额的七成以上,是山货行流水的最大宗。
杂皮中最畅销的有黄狼皮、家野兔皮、猪獾皮、狐皮、家野猫皮、獭皮等等。以狐皮、獭皮最值钱,黄狼次之。狐皮每张20银元左右,獭皮则以尺计,每尺值40银元。兔皮最贱,每张仅1毛钱左右。杂皮销量最大的要数狼皮与野兔皮,有时一家山货行一天就能卖出野兔皮几万张。狼皮以出口为大宗,大狼皮每张常年为4—6元,有时高到8元一张,主要用于制作皮衣与毛笔。每年春、冬两季,沈家庙山货行每天销售狼皮几千张,有时甚至过万张。
生丝以市两为论价单位,每两约3毛钱上下,主要是夏季的生意,与养蚕季节相联系。卖生丝的多系小本生意人,天门、沔阳一带人居多。天门人常肩挑一担像大黄桶般的大篾篓,冬天挑两篓野兔,夏天挑百十两黄丝,到沈家庙卖掉后,又从汉口买回两大篓煤油灯罩。山货帮常称他们是灯罩子客与鸡鸭客。但他们人数多,一批就是好几十上百人。
山货生意带有季节性,既与山货出产时期有关,也与农忙农闲相联系。一般秋冬与初春是旺季,其余则为淡季。销售杂皮多在旺季,销售生丝多在淡季,猪鬃则四季都有生意,但旺季生意更旺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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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2 16:48 | 显示全部楼层


                                                                                                                            四十五、皮影

   皮影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武汉曾经是皮影相当普及的地方,20世纪30年代40年代茶馆为依托的皮影戏四处开花,人气很旺。解放后,皮影艺术在“推陈出新”方针指导下得到发展,除了演出内容更加丰富外,道具、音响、灯光也多有改进。60年代,武汉市成立了红星皮影队,皮影开始从茶馆走向剧场。
   武汉皮影始于清代,相传武汉皮影的老祖宗为黄陂人傅德伦。此人闯荡江湖多年,从北方学来制作皮影的技术与演出技巧,回到家乡献艺,很受欢迎,求师者众。傅德伦来者不拒,吸纳了一批徒弟。徒弟又收徒弟,到了四五十年代,武汉皮影就成了黄陂人的天下。比较出名的有方洛金、傅汉、傅华堂、傅崇喜、傅振芳、傅世顺等人。
皮影戏的人物一般用兽皮或硬纸雕刻,舞台是一张半透明的白色屏幕。演员在幕后操作,通常一人即可胜任,若人多了,不但不能分老,而且产生种种妨碍。若同时表演两个以上的皮影,那么就要用双手各持一影,做出各种动作,并模仿二者对话。若由两人来做,必定参差不齐,反失精彩。皮影戏里人的表情变化,全在玩者把影人的头部和身躯俯仰屈伸,两手上下挪移;有时候也将皮影稍稍离开帐幕,使呈现模糊不清的状态。这样的动作,疾徐高低,全在玩皮影的人技巧运用。
平时即需要研究拿影的手法,到了拿影的时候再把自己的感情融汇进去操纵皮影。剧中人哭,玩者必须悲伤哀婉;剧中人笑,玩者也必须有喜形于色的心情。若遇到交战的局面,玩者心情也必须紧张。在影戏上,二人交战,外行看来似只略微示意,而且皮影中枪刀不过一片薄皮,谈不到重量。但是名家拿影并移动皮影时,枪刀一举,一端,一刺,一缩所费的臂力,和真人弄枪、弄刀所费的力气相差无几。两个皮影于帐幕上表演一次交战后,玩者汗透重衣,不如此不能博得观众之赞叹。
在皮影戏中表演《西游记》最为独特。京戏中表演孙悟空翻筋斗是难事,在皮影戏中则用力小,而易见巧。拿影人手弄签子,一摇动皮影就可翻一个筋斗,再摇再翻。如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在京戏中无法表演。皮影戏中的玩者手举皮影一挥,使皮影离开帐幕,则孙悟空即无影无踪,表现极为容易。又如孙悟空能“七十二变”,在皮影戏上亦容易办到。孙悟空摇身一变时,玩者一手持原来之孙悟空皮影,一手持欲变之另一模型,及时将依附于帐幕上的孙悟空皮影随手晃动取去,同时将持另一模型依附于帐幕上,则观众显然认为是孙悟空所变之人或物了,比戏剧舞台上灵活得多。有人说,皮影本为一种死体,口不能张,眼不能堕泪,而全仗玩者运动技巧,使皮影人显出种种表情来,使观众为之感动。
皮影戏的剧目一般以历史题材为主,如《隋唐演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等;反映宋代的如《包公案》、《彭公案》、《三侠八骏十二雄》等;反映元代的如《五虎平南》、《五虎平西》、《天宝图》、《地宝图》等;反映明代的如《徐公案》等;还有神话故事,如《封神榜》、《西游记》、《宝莲灯》、《白蛇传》等。往昔的皮影大多为连台本戏,演员日复一日把故事向前推进,观众则日复一日地心领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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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0-31 10:32 | 显示全部楼层


                                                                                                                四十四、二房东

    二房东是旧汉口房屋租赁关系最复杂的一个问题,它的形成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畸形产物。
   旧汉口房地产资本家建筑的住宅,大部分是里份巷子房屋。一般一楼一底,有堂屋、卧室、厨房等,这种设计适合一家一户单独居住,因此常以一幢为单位出租。后来租界人口激增,需要住房的人愈多,同时,物价上涨,一般市民没有独居一幢的经济能力,于是有人想出了分租的办法,二房东制度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渐形成。
   房东的产生始于旧汉口租界华洋杂居之后,从那时起,房地产主被称为大房东,租户被分为二房东和三房客。二房东从大房东那里承租了整幢房屋,自己住一部分,将其余的分租给他人,原意是一方面减轻自身的负担,另一方面解决对方的需求,谈不到中间剥削。其后,随着租界人口的继续增加,有的二房东看出有赚钱的机会,便对自己掌握的一块小天地想尽办法,抵制大房东,剥削三房客,积年累月,二房东的住宅经营,在大房东之外独树一帜。
  抗日战争和国民党的通货膨胀又进一步帮助二房东,1937年至1938年,武汉成为抗战临时首都,从长江下游来的人特别多,房屋需求量大。特别是1937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一项战时房屋租赁法令,其宗旨是防止房主将出租房屋垄断居奇,规定房主如果没有确实必要,不能将 出租房屋收归自用,于是无形中承认了二房东的永久租赁权,一时房东成为足以操纵居民居住条件的一支特殊力量。
二房东在房屋供不应求的时候,凭借房屋租赁权,千方百计对需要房屋的租户进行剥削。大房东要求加租,往往是替二房东增加剥削制造机会。历次大房东加租几成或几倍时,二房东也跟着加租几成或几倍,剥削的部分相应增加。在水电费上二房东也尽量设法从中牟利。有的按房客人头、灯头支付光计算,自己白点白用外还有钱赚。
二房东对三房客增加剥削的方法,又分经常的和临时的的两种。抬高租金,滥用水电杂费,属于经常性;收取预费,押金等属于临时性。
当时租房子还是要先付一笔押金的,类似于保证金,防止房客破坏房屋损坏家具,或不交房租等的情况发生。解放后,房子收归国有,房屋租赁制度发生变化,二房东逐渐失去市场了。不过,近年来,有些人先发财了,囤积了不少空房子,也有承租给二房东之类的人,让迭些二房东去分租,招揽房客,于是,大房东,二房东,甚至于三房东,四房东的情况也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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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0-30 08:40 | 显示全部楼层


                                                                                                                     四十三、旧书摊

旧书分给中文和英文两种,中间有单行本、旧杂志、旧画报等。陈列时,只由店主人把它略为分类,待顾客容易找就行了。至于这些书的内容,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包罗万象,无所不备。他们把所有的旧书,排列在架子上,任顾客选购。
也有不少的旧书摊,以教科书的买卖为主要目标,所以对于教科书的收集非常周到,从小学起至大学止,各阶段、各部门的教科书都有,只要你去发掘。他们唯一的主顾是学生,所以在这些书摊上,你时常会发现三三两两的男女学生群,在搜检看书名,或是和摊主讨价还价。
旧书之所以受人欢迎,唯一的原因就是便宜。因为一本三四块钱的书,有时买的巧,几角钱就可成交了。旧书摊主抱着“开销省,书价廉”经营理念,为了要保持售价低廉,他们的营业场所不得不因陋就简,大多利用巷子口和骑楼下,铺起他们的店面;旧书摊大多利用壁角和拐弯处,放几个木板钉成的书架,插上旧书便算数了。
这些旧书的来源,倒很有意思,一是从旧货商店或废品收购站买来;二是从公馆里的佣人手中买来;三是从小偷手里买来,再就是上辈人读书而下辈人不读书的,摊主自己出去收买得来的,价值都是很便宜的,有的论斤称重量的。因为那些脱售旧书的人,多数是不读书无知识的,不晓得哪本书不值价。因为成本轻,所以旧书摊主在脱售时,纵然卖得低廉,也还有利可图,而且,有时还很优厚的呢!旧时的武汉,在汉口交通路生成南里或北里,在武昌横街头都有这种旧书摊。如今,在汉口泰宁街旧货市场的周六周日,也有不少旧书摊。我在认识一位武汉大学从事行政工作退休的陆老师,他就在泰宁街摆书摊,他有武汉大学某些去世教授子女的联系,所以能收一些较好的书籍,我就在他手上买过不少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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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0-28 15:37 | 显示全部楼层


                                                                                                             四十二、修折扇的人
   
提起武汉的酷暑,外地人都认为武汉人了不起,每年居然能从火炉里熬出来,夏季酷热难耐,扇子变成了宝贝,有句打油歌“六月天气热,扇子借不得。虽然是朋友,你热我也热。有钱买一把,一天扇到黑(呵)”。还有两首打油诗“扇子有风,拿在手中。有人来借,等到立冬。”“扇子我有,拿在我手。有人来借,等到三九。”
扇子这玩意既可扇凉,又可遮阳。芭蕉叶扇子、麦秆编的扇子、竹批编的扇子、鹅毛扇子等。这些扇子要是破损了,自己就能照旧样修补,也不伤大雅。而折扇则不同,折扇的构造为扇骨、扇面两部分。扇骨又称骨子,取材以竹为主,又有檀香木、红木、黄杨、紫檀、乌木、鸡翅木、桃丝木、湘妃竹以及象牙、玳瑁等珍贵材料。两旁的扇骨成为大骨,系精选细腻结实的竹子为原料,经过漂、晒、烤、 等工序制成,有的还加以髹饰,称为漆骨。扇面又可分画面、素面两种,一般以素面生产为主。
不管是纸折扇,还是檀香木折扇,或是丝织品做的折扇,自己都修不好。何况如果是名贵高级的折扇,你没有那种材料配件和相应的技术,要是瞎对付,会被人讥笑。
于是,便有了坐门市部修折扇的,或摆个临时摊位,或走街串巷修折扇。这些人都可以以显身手,修折扇是件细心手巧的技术活,可以修、换扇面,配、换扇骨、扇轴,整破如新。价钱要协商而定。
那些走街串巷修扇子的既不挑担,也不推车,都是斜挎着几个小抽屉的大扁箱子。抽屉里分别放着各种材料、辅料与工具。箱子上边安着立柱,立柱上边有横梁,横梁与箱子四角有细绳子相连。每根绳子上都拴有好几个铃铛,走起来自然而然地发出响声,以此告诉人们:“修扇子的来了!”
这行当已经是很久远的事了,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父母亲他们见过,如今家家户户有了电扇,有了空调等制冷设备,用扇子的人越来越少,买把扇子要不了几个钱,坏了一丢,没必要费劲去修。没人想修了,当然也就没人再干修理扇子这一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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